■红宝石原石
国人尚红，并非因为热情如火的秉性。恰恰相反，中华民族温良敦厚，张扬的红色，是对内敛的一种补充，有阴阳相合之意。红色在自然界中所存并不多，除了血液，花果，朱砂和部分宝石类矿物，几乎再也找不到纯天然的红色。
■贺兰山岩画
如何将红色据为己有，一直是古人绞尽脑汁的事情。第一抹红出现在何时已无从可考，或涂抹皮肤，或染上衣物，或画于岩石，或者烧成陶土，人类对红色的认知不断潜移默化。
■唐辰砂绘莲草纹双系罐
红色出现在瓷器上，至少是唐以后的事了。我曾收到过一只唐代的双系罐，器身艳丽的莲草纹图案，却是用辰砂所绘。这种风格与我们的传统纹饰明显不同，或为外销之用。以辰砂做色料的现象，在高丽青瓷中经常出现，但并未在我国流行起来。
■宋钧瓷三足炉
宋代是我们第一个制瓷高峰，在一片汝官窑的青色中，钧红独辟蹊径在窑变中粉墨登场。此后釉里红、祭红、郎红、矾红，红色终于“红火”起来。时至今日，红色有了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中国红”。今天我们着重讲的，是“祭红”。
■明祭红釉环带蒜头瓶
祭红釉又称鲜红釉、宝石红釉、霁红釉、积红釉、醉红釉，是一种极为名贵的颜色釉。祭红创烧于明早期，因作为皇帝御用，并用于礼敬天地日月的名贵红釉瓷，故名”祭红“。其釉色殷殷如初凝之血，深沉华贵，宝光内蕴，被誉为“红中翘楚”。
■清乾隆款祭红釉长颈瓶
清人曾作《景德镇陶歌》：“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搏烧百不同。”祭红，曾经如神话般的存在，至明中后期，却一度失传，直到康熙年才复烧成功。我藏有两件清代祭红器，有明显的承接递进关系，下面是二者变化的微妙之处。
城南旧物：康熙祭红釉宫碗
这件康熙早期官窑祭红釉宫碗，发色深沉，器型敦厚，饱满稳重、肃穆华贵。器高8.5厘米，宽15.5厘米。
器口外撇，腹部宽深丰圆，渐收于底足，露胎处胎质细腻，“泥鳅背”处有明显的火石红。足内施釉与器身相同，碗底多棕眼。
清代康熙时期，在皇帝的支持和参与下曾倾尽良工复烧祭红，得到一种纯粹的深红釉：釉汁凝厚，釉面密布细小的棕眼，如同桔皮；色调深红，似雨后之红霞，得名“霁红”。这是康熙宫碗的微观世界，极尽沧桑。
由于康熙祭红釉质中变化颇为丰富，使康熙祭红整体色泽失透发暗红，并有渗透状的釉色不均和“灯草口”，这都是由于窑温控制不均引起的。
城南旧物：雍正祭红釉水盂
这件雍正民窑的祭红釉水盂，小器大样，器高4.5厘米，宽6.5厘米。通体施祭红釉，口沿现“灯草口”。
器里及足底均施白釉，造型线条优美流畅，釉层晶莹润泽，釉色浓艳。成色技术比之康熙提高不少。
器底无款，有细小开片。底足修胎规整，但胎质明显不如康熙官窑细密匀净。
雍正后期到乾隆一朝是祭红釉瓷器烧造工艺的转折点，技术逐渐成熟，颜色由暗转明，向鲜红过渡，呈色均匀，色调深红中正。把它们放在一起，很明显。
但雍正的橘皮纹现象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如这件水盂内壁满布橘皮纹，且胎质中杂质较多，毕竟是民窑。
圈足露胎多火石红色，是康雍时期祭红釉共同的特征。
微观世界中，雍正的色釉的确要比康熙的成熟许多，气泡数量的减少与釉层通透度的增加，使雍正祭红看起来更鲜艳和透亮。
■清道光祭红釉盘
清中期以后，祭红釉烧造技术更加成熟，橘皮纹和灯草口现象甚少出现，色泽更加艳丽，但从整体质量和数量都不及前朝，随着国力的日渐衰退，祭红被后来居上的郎红、矾红、胭脂红、珊瑚红等其他的色釉“拍在了沙滩上”。
■清晚期祭红釉盘
也曾红极一时，终落得冷冷清清。祭红的命运，与这浮生何其相似？曾记否，有《历代名瓷图谱》曾赞曰：“祭红，其色艳若朱霞，真万代名瓷之首冠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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