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中医药杂志》发表了由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杨爱东领衔的一项研究成果《唐宋时期疫病治疗遣药组方规律的数据挖掘研究》。这项基于唐宋时期中医治疫大数据分析显示：“扶正祛邪”是疫病治疗的主要治则。
该研究按照疫病的概念主要选取了三类疾病，分别为时气（天行）、疟疾和霍乱，按照用药频次和功效分类分别进行统计。研究选择王焘著《外台秘要方》、孙思邈著《千金要方》、王怀隐、王祐等奉敕编写《太平圣惠方》以及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编写《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唐宋时期的代表性医著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其中时气（即天行）、疟疾和霍乱三类疫病。通过中国知网综合检索平台，并配合使用读秀综合检索平台、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分析医著中治疗疫病的方药，对比古今用药与配伍规律的异同，归纳总结唐宋时期治疗疫病处方用药及配伍特点，深入了解唐宋医家对于疫病的诊疗思路与临证经验，为当今临床遣方用药和科研方向选择提供参考。
本次研究发现，在唐宋时期疫病的治疗中，解表药使用比例大于清热药，且清热药与温里药的应用比例相当。时气（天行）治疗中黄芩与麦冬高频出现且关联紧密，既清热燥湿、驱除疫毒，又有滋阴防燥之意。疟疾治疗中多采用常山与甘草配伍组合，常山在本病的药物中频数最高，予甘草和之以祛邪不伤正。霍乱治疗中人参与甘草高频出现，以补助行，侧重益气固本，鼓舞自身正气驱邪外出，体现治疫补法之特点。
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后世，扶正的原则在唐宋时期治疗疫病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解表、清热、温里等药物的使用相对较为均衡，其中解表药的应用略多。而后世直至当下，在各类疫病中清热药、温里药的不同应用，在唐宋时期已经有所体现。
据悉，该研究初步探讨了唐宋时期治疗疫病的常用药味及药物关联，在后续的研究中将以本研究与现今临床上急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相结合，使文献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临床，为中药新药研发与有效治疗路径的选择提供参考。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记者：徐婧
以下是论文全文：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污染、人口迁徙流动、工作精神过度紧张等因素，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下降，感染机会增多。而各种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耐药性不断增强，抗生素的更新换代速率越来越快，以前一些已经得到控制的病种诸如结核病、血吸虫病、鼠疫、霍乱等又余烬复起[1]。同时，新的传染病种不断出现，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年（年1月1日零时至12月31日24时），全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共报告法定传染病发病例，死亡人，报告发病率为.41/10万，报告死亡率为1.68/10万[2]。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以及国际贸易的密切合作，传染病，尤其是新发传染病一旦发生，将波及全世界。
中医药不仅既往在流感、禽流感、SARS的防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中也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中医学认为，疫病是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流行的一类疾病的总称。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与疫病做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据正史统计，唐代见诸文献的疫疾流行共有49次，宋代的大疫流行有40次[4-5]。唐宋时期是中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唐宋医方中不仅有新理论提出，而且存在着许多对于现在仍有借鉴价值的治疗手段[6]。《外台秘要方》《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更是集大成之巨著，其中记载了大量有关疫病治疗的方药，对后世疫病医家影响颇深。深入研究与剖析这一时期的疫病用药特点与配伍规律，对更好地认识疫病发展规律以及指导当今疫病的临床实践，皆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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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释义
早在先秦时期已有疫病发生，前人认为其与反常的气候有密切的关联[7]。如《墨子·尚同篇》中有“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菑戾疫”[8]的记载。所谓“疫”者，《说文·疒部》曰：“疫，民皆病也，从疒，役省声。”[9]《素问·刺法论》提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10]说明疫疠之邪具有很强的流行性和传染性。
晋代王叔和在《伤寒例》中将疫病分为“寒疫”与“温疫”两类，并将引起疫病的原因归纳为“时行之气”或“时行疠气”。王叔和云：“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11]唐代《外台秘要方》用“天行”一词替代了疫疠、时气、时行等概念。明代著名温病医家吴又可提出疠气学说，著有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瘟疫学专著《温疫论》，其中阐明：“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12]此种不同于六淫的异气，被称之为杂气。随着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便出现了“急性传染病”的概念。清末民国初年医学著作《温病正宗》云：“瘟疫者，急性传染病也。”[13]
综上所述，疫病是指一类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流行的疾病，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多种急性传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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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疫病治疗方药整理与研究
2.1数据来源与研究目的
本研究选择王焘著《外台秘要方》、孙思邈著《千金要方》、王怀隐、王祐等奉敕编写《太平圣惠方》以及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编写《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唐宋时期的代表性医著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其中时气（即天行）、疟疾和霍乱三类疫病。通过中国知网综合检索平台，并配合使用读秀综合检索平台、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分析医著中治疗疫病的方药，对比古今用药与配伍规律的异同，归纳总结唐宋时期治疗疫病处方用药及配伍特点，深入了解唐宋医家对于疫病的诊疗思路与临证经验，为当今临床遣方用药和科研方向选择提供参考。
2.2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2.2.1药名整理提取著作中疫病论篇中治疗方剂及具体药物，参考《中药学》[14]，对药物名称进行规范，如“桂心”规范为“肉桂”，“栀子仁”规范为“栀子”，“硝石”规范为“芒硝”，“豉”规范为“淡豆豉”，“辰砂”规范为“朱砂”，“栝蒌”规范为“瓜蒌”，“栝蒌根”规范为“天花粉”，“恒山”规范为“常山”，“鸡舌香”规范为“丁香”等。
2.2.2药名分类本研究主要以《中药学》[14]为主要的中药功效分类依据。部分中药如高良姜、砒石、虎骨未编入本书，参考其他教材[15]归纳整理。
2.2.3数据分析方法利用Excel建立基础数据表格，同时建立药名对照表，根据需求对基础数据进行清理及规范。此外，按照疾病种类及药名分类对高频药进行频次统计与数据分析，应用“关联强度”方法（VOSviewer软件）进行药物的关联性分析，关联图中节点与字体的大小取决于该节点的权重，权重越大，字体与节点越大；节点间的连线表示节点间曾经共同出现过的次数，越粗代表共同出现的次数越多。
2.3数据分析结果
2.3.1时气（天行）总体用药规律本研究中，本类疫病的治疗共有处方张，涉及中药味。我们提取了使用频次最高的前15味中药，达次。由表1、表2可知，9类药物中，发散风热药使用频率最高，达次，约占22.05%；补气药次之，达次，约占21.72%；再次是清热泻火药，达次，约占12.63%。而出现频次排在前3位的中药分别是甘草、黄芩、麦冬。治疗本类疾病的中药总体情况如图1所示。
通过调整药物出现频次（频次＞30次）得到图2，共有28味药物，形成3个聚类。图2#1以扶正药为主：甘草、人参、生姜、麦冬、肉桂、茯苓、白术、大枣、桔梗、枳壳、前胡、陈皮、半夏。图2#2以清热药为主：黄芩、大黄、升麻、栀子、淡豆豉、葛根、石膏、柴胡、芒硝、黄连、葱白、犀角。图2#3以解表药为主：为麻黄、赤芍、杏仁。可见扶正、解表和清热为本类疫病的常用治法。
2.3.2疟疾总体用药规律在本研究中，本类疫病的治疗共有处方首，涉及中药味。我们提取了使用频次最高的前15味中药，达次。由表3、4可知，14类药物中，涌吐药使用频率最高，达次，约占17.76%；发散风热药次之，达93次，约占11.97%；再次是补气药，达78次，约占10.04%。而使用频率排在前3位的中药分别是常山、甘草、鳖甲。治疗疟疾的中药总体情况如图3所示。
通过调整药物出现频次（频次＞12次）得到图4，共有30味药物，形成3个聚类。图4#1为朱砂、麝香、虎骨、砒石、黄丹、阿魏、雄黄、猢狲骨、天灵盖、巴豆。图4#2为常山、淡豆豉、大黄、肉桂、桃仁、附子、牡蛎。图4#3为甘草、鳖甲、乌梅、升麻、知母、蜀漆、人参、柴胡、犀角、黄芩、地骨皮、麦冬、石膏。
2.3.3霍乱总体用药规律在本研究中，本类疫病的治疗共有处方首，涉及中药味。我们提取了使用频次最高的前15味中药，达次。由表5、表6可知，8类药物中，补气药使用频率最高，达次，约占36.96%；温里药次之，达次，约占24.82%；再次是发散风寒药，达次，约占10.56%。而使用频率排在前三位的中药分别是人参、甘草、生姜。治疗霍乱的中药总体情况如图5所示。
通过调整药物出现频次（频次＞12次）得到图6，共有25味药物，形成3个聚类。图6#1为人参、生姜、厚朴、茯苓、木瓜、麦冬、香薷、米。图6#2为甘草、干姜、附子、半夏。图6#3为白术、陈皮、肉桂、藿香、大枣、当归、高良姜、丁香、诃子、肉豆蔻、草豆蔻、吴茱萸、木香。可见，健脾、补气、祛湿等是霍乱的常用治法。
2.4疫病治疗常用药物分析
本研究按照疫病的概念主要选取了三类疾病，分别为时气（天行）、疟疾和霍乱，按照用药频次和功效分类分别进行统计。汇总上述三类疫病的高频药，涉及高频药37味，药效16种，总频次次，具体见图7。
纵观唐宋时期疫病常用药味，可见扶正祛邪为疫病治疗的主要治则。
《景岳全书·瘟疫》中言：“伤寒瘟疫，俱外侮之证，惟内实者能拒之。”[16]王肯堂曰：“时疫者，乃天行暴厉之气流行。法当辟散疫气，扶正气为主。”[17]扶正有扶助气、血、阴、阳之分，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唐宋时期的疫病治疗用药补益药占30%之多，其中又以补气、补阴为主。
此外，邪去正安，祛邪药中又有解表、清热、涌吐、泻下、祛湿、安神、收涩、开窍、拔毒化腐生肌、活血化瘀、消食之分，其中以解表散邪（20%）、清热解毒（12%）、温里药（11%）多见。在高频药中，主要为甘草、人参、肉桂、麦冬，还包括白术、大枣、干姜、附子、丁香、高良姜、升麻、葛根、淡豆豉、柴胡、生姜、麻黄、栀子、石膏、知母、常山、蜀漆、鳖甲、大黄、黄芩、厚朴、茯苓、虎骨、木瓜、朱砂、乌梅、赤芍、麝香、当归、砒石、桃仁、阿魏、陈皮。提示当时在疫病的治疗中包含祛湿理中、温里散寒、降浊泄毒、消食导滞、活血化瘀等多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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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治疗方药的古今应用和思考
明清时期是疫病治疗发展成熟的时期，鉴于疫病性质暴烈、致病力强、起病急骤、变化迅速的特点，多采用清下祛邪制定专方来治疗瘟疫[18]。而唐宋时期，扶正则为治疫要法之首，主要运用了补气药、温里药和补阴药。排在首位的甘草味甘性平，归心、肺、脾、胃经，具有益气补中、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调和药性等功效。现代药理研究结果表明[19]，甘草具有保肝、抗炎、抗菌、抗病毒、镇咳、抗疟、抗氧化、抗癌、免疫调节、降糖和抗血小板凝集等多种活性作用。此外，唐宋时期治疗疫病中温里药的运用也较后世多见，可能与不同历史时期气候的差异有关。古代有寒疫之说，主要为感受极寒疫毒，也有学者将寒疫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方地区冬春季流感及年的SARS联系起来[20]，此点很值得当今临床借鉴，对现代治疗疫病有所启发。
值得一提是，本次研究发现，在唐宋时期疫病的治疗中，解表药使用比例大于清热药，且清热药与温里药的应用比例相当。明代张景岳提出的治疫六法中汗法为首，其余五法均位列其后，可见发汗、宣散驱邪外出在疫病的治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清时期在温病、疫病的治疗中，透邪解表法亦被多位医家推崇为第一要务。在当今疫病的早期治疗中，越来越多的医家学者更加重视解表药物的及时应用。此外，虽然清热药在明清乃至现代临床应用亦不在少数，但根据本次研究结果，我们发现温里药的应用在唐宋时期各类疫病的治疗中亦不在少数，可见寒、热病机在疫病中均可出现，联系近年主要在我国发生的较大规模疫情，SARS的中医病机多以热毒为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则以湿毒为主，其中具体关联值得深入研究。
根据本次研究的结果，我们对于三种不同的疫病，作出相应的药物关联分析，发现时气（天行）治疗中黄芩与麦冬高频出现且关联紧密，既清热燥湿、驱除疫毒，又有滋阴防燥之意。疟疾治疗中多采用常山与甘草配伍组合，常山是截疟专药，在本病的药物中频数最高，有劫痰截疟之功，但“用失其法，真气必伤”，予甘草和之以祛邪不伤正。霍乱治疗中人参与甘草高频出现，以补助行，侧重益气固本，鼓舞自身正气驱邪外出，体现治疫补法之特点。这三个药对中均用甘草缓中调和，驱邪防伤正气。正如张景岳所言：“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16]可见和法可纠正体内气血阴阳之偏失，在唐宋时期治疗疫病方中尤为明显。严世芸教授擅用和法治疗外感热病和杂病，对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他认为从“疫病”“湿瘟”范畴认识其病因病机，在辨治中注重运用“和法”，更易开拓思路，有利于治疗[21-22]。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中，我们发现人参败毒散的应用较多[23]。该方即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伤寒》，后世喻昌推此方为治疫第一方，全方除了解表之外，还以人参、甘草补气扶正，且发散气、血、湿、痰等诸郁。人参败毒散广泛应用于各类疫病的治疗中，以至今日仍在疫情的治疗中保有一席之地，也正是综合应用扶正解表法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相比于后世，扶正的原则在唐宋时期治疗疫病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解表、清热、温里等药物的使用相对较为均衡，其中解表药的应用略多。而后世直至当下，在各类疫病中清热药、温里药的不同应用，在唐宋时期已经有所体现。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之急，病势蔓延之广，有效治疗药物之短缺，对广大医务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医药治疗疫病渊源已久，如何使古代经典方药在真实世界中发挥实际指导作用，是每个中医人的使命。本研究初步探讨了唐宋时期治疗疫病的常用药味及药物关联，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将以本研究与现今临床上急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相结合，使文献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临床，为中药新药研发与有效治疗路径的选择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略
论文来源：《上海中医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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