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历来是人类文明的重大威胁，在我国与瘟疫抗争的历史中，道教扮演着重要角色。汉魏间瘟疫频发，道教正是伴随着瘟疫防治的活动而产生、发展，可以说瘟疫是道教产生并发展的一个直接催化因素，因此在道教内部也留下了驱瘟断疫、济世度人的宗教传统。伴随着道士对社会“时疫”阻截攘除，道教医学得以蕴育而生。
“瘟疫救疗”与早期道教“以医传教”
早期的一些道派如东汉顺、桓之时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灵帝时张角的太平道，在初创时都是将传教与治病结合起来，采用了带有浓厚巫医色彩的治病方法诸如“符水咒说”“跪拜首过”为下层贫民医治疾患，并以此作为重要的传教手段。
关于五斗米道的创立，《三国志》《后汉书》都记载大致相同，即：张陵客蜀，学道鹤鸣山，造作符书。笔者认为，张陵所学之道乃巴蜀少数民族地区盛行的包括巫术医学在内的巫鬼道术，张陵学了这种道术后就以此来作为传教手段。而五斗米道也因此被人称之为米巫、鬼道，正是由此而来。
事实上，东汉时代瘟疫流行，也波及巴蜀，死亡枕籍。张陵因此避疟入山，教人以符水咒说治病。道书中这方面的记载颇多，如《三天内解经》说，其祖师张陵除了用符水为人治病外，还敷行正一章符，领户化民，用“首过”的方法来“救疗久病痼疾”。
这一创教模式，后来为张修、张鲁等人所沿袭，并加以进完善。由于张陵、张修等人采用了以医传教的创教模式，最大限度地迎合了下层贫民的实际生活和心理需要，获得了巨大成功。“百姓安然奉事之以为师”“竞共事之”，纷纷入道。及至张鲁，五斗米道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张鲁在张陵、张修以医传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在教团组织制度建没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大约与五斗米道创立的同一时期，早期道教的另一大派太平道也在民间兴起。据史料记载，太平道在创教模式上和五斗米道极为相似，也是采用符水咒说为人治病，以此来吸引贫民入道。《后汉书》卷七十一载：“初，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本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念，百姓信向之。”
从《后汉书·皇甫嵩传》《后汉书·灵帝记》等史书记载来分析，张角信奉黄老道，自称“大贤良师”，技李贤注谓“良”或作“郎”即郎中医生之意。其弟张梁、张宝自称大医，张角三兄弟同在河北一带以医传教。他们利用东汉末期社会政治、经济、信仰等各方面的空前危机，尤其是抓住当时疾病流行、大为肆虐的时机，广大下层百姓为贫病所困扰，急需救助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借行医之便在民间秘密传教，获得成功。
其具体“医疗”方式是：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即用九节杖作为符咒治病的法器，让病人叩头思过，井用施咒过的水或符灰制成的符水给病人吞服。这种符咒治病术在太平道所尊奉的经典《太平经》中多有描述，称为“丹书吞字”“神祝”除疾：“天符还精以丹书，书以入腹，当见腹中之文大吉，百邪去矣。”“欲除疾病而大开通者，取决于丹书吞字也。”
经过这番“医治”后，如果病人病情缓解好转，就声称此人信道而得愈；反之，病情迁延不愈，则归罪于此人不信道。这一套做法对缺医少药、为疾病所困苦的百姓来说无疑是有巨大的吸引力。张角兄弟在疫情特别严重的冀州以医传教取得成功后，便因势利导，“角因遣弟子八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积极扩大教派势力。十余年间徒众已达数十万，遍布北方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以医传教获得巨大成功。
道教“攘除时疫”的“医疗手段”
道门普遍重视符箓治病之术，视其为济世度人的一个主要内容即所谓行符治病，济物救人。在这一宗教动机的强有力推动之下，道教医用符箓的品种、功用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最终形成了医用符箓系统。具体而言，早期道教医用符比较原始、粗糙，品种单一、笼统，没有针对某一疾病证候的专科专项符文，通常是一符治百病，其构造也较为简略，易于破析。
烧胎灵符法（西南常见的驱邪治病法术，人不舒服中邪请道士用鸡蛋作法）
随着道教医学的长足发展，及至南北部隋唐时期，道教医用符文的数量、品种大大增加，出现了许多适用于不同临床症状的专用符，医用治病符已开始分科。如题为“陆先生（陆修静）受”的《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上、中二卷就不仅记载了百病符，而且详细记述了治疗各种不同疾病的专用符，计有理瘟疫符八十八道，理伤寒符八道、理寒热符三十二道，理头疼符十三道；治腹痛符二十九道，治心腹痛符四十八道，治卒中恶符八十一道，治腹胀符十二道，治心腹烦懑符十八道，治腰痛符十二道，治背痛符七道。
而在同一书题为“杜先生《杜光庭》受”的卷下中则记录了治胸痛符十五道，治下痢符四十五道，治霍乱符四道，治大小便不通符十七道，治淋病符五道，治阴热及烦热符二十八道，解迷惑符七道．开心强记符二十八道，安魂魄符七道，解悲思符十四道，治疟疾符五十五道。这些充分表明道教医学符咒治病术兴盛之况。
林正英饰演的道长
值得注意的是，道士在运用符咒治病时，已能根据病情状况，有的放“符”，不仅仅是“辨病施符”，而且根据各种疾病病程发展的阶段、临床证候的差异进行“辨证施符”。所以同是治疗某一疾病的符箓又分若干道，分别适用于不同的临床治疗阶段和目的。
如理疯病符就分“欲入瘟病人家吞之”“瘟病大烦热吞之”。瘟病将欲发汗吞之”及瘟病第一日至第十二日相次服用的不同种类，且根据瘟病病程发展情况增减服符数量。理寒热符分“中寒吞之”“遇秽吞之”“主肠冷鼻中水出服之、重者三日、轻者二日”“小儿寒热大出汗吞之”“冬日辟寒吞之”“大寒吞之”“甚寒吞之”“不寒吞之”“寒心吞之”等种；治腹痛则又分“女子腹痛吞之”“小儿腹痛吞之”“卒腹痛吞之”等；治下痢符分“白痢吞之”“赤白痢吞之”“小儿下痢吞之”等等，不一而足。
此外，在施治过程中，用符的方式也根据施治的病情、对象有所不同。医用符最常见的人符方式是口服“吞之”，例如治卒中恶二道符，“治人卒恶刺痛大烦欲死，先服上符，须臾不差，次服下符。若其人已死，心尚温，吞摇符下，即愈。以墨纸书，吞，病人不开口，啄一齿，折纳符著病人喉中，以水次摇，送之今下，立效。”这种将书写好的符文和水吞服，或焚烧后的符灰溶于水制成符水口服，是最普遍的用符形式。
但也有许多是佩带在身上，或将符悬挂于门窗、床、墙上，或贴于患处的外用医符。如理瘟病特中就一种“百瘟黄中符”，“病者佩之立愈”。此外还有朱书门上的“老君辟瘟符”，书于衣领中、背下、臂上的“辟瘟疫”符，书于足下、心下、手心、背上的各种“治阴热及烦热符”，“治小儿大便不通书脐下立验”等，以及用于止血、止痛的外用符等等。
宋代出现的《太上祝由科》是道教祝由术的集大成者，本书凡六卷，详载治病诸符，洋洋大观，且按临床分科，相当系统。全书分为大方脉科、风科（诸风科）、产科（胎产科）、眼科（眼目科）、幼科（小儿科）、口齿科、外科（《祝由医学十三科》作痘疹科）、伤折科、耳鼻科、疮疗科（疮肿科）、金簇科、砭石科、书禁科等十三科，每科皆有数十种专治符咒，每病一符一咒。
这些按病症分科专用符，都配有形状各异的符字或符图，且每符都有五言、六言或七言乃至九言、十言的咒语，并附有用符疗病方式和宜忌。其主要特征就是符、咒、药物三者的结合。例如大方脉科的治痢疾符，咒语为：“夺赤那兜咤摄，乌部光明真摄”。用符方法为：“赤痢甘草场（下），白痢干姜汤（下），赤白乌梅汤（下），禁口痢石榴皮煎汤（下）。
道教医用符咒中还有一类用途比较特殊的召请天医符咒。道教符咒治病术的理论认为，符咒的神秘功能就在于它能交感人神，是人与神进行交通、感应的媒介和中枢。
符者，天地之真信。人皆假之以朱墨纸笔，吾独谓一点灵光，通天彻地，精神所寓。因此，道门认为，用符过程实乃“以我之精合天地万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万物之神。精精相附，神神相依，所以假尺寸之纸召鬼神，鬼神不得不对”。
咒语也有类似的神秘功能：
天上有常神圣要语，时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应气而往来也。人民得之，召为神祝也。……祝是天上神本文传经辞也。其祝有可使神玄为除疾，皆聚十十中者，用之所向无不念者也。
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道门认定，医院一样天界上也存在“天医院”。《上清灵宝大法》卷五十八《斋法宗旨门·天医院》云：
夫产魂监生解胞既毕，当请天医神吏救度成全。又有亡人生存受疾而殂，随魂有病……当请天医拯治
而召天医必须“焚召天医符，次念召咒”。所以，道教医用符咒中专医院天医下降祛邪缚魅去疾的请天医符。《太上祝由十三科》卷二：就载有“召请天医信香符”“召大脉天医符”“召产科天医符”“召外科天医符”“召小儿科天医符”“召耳鼻科天医符”“召口齿科天医符”“召伤折科天医符”“召金簇科天医符”“召砭针科天医符”“召疮肿科天医符”“召书禁科天医符”。每符皆有相应咒语。如“请天医信香符”咒语为“唵灵唵灵喃叱喃急急摄，唵宗喇喃宗唎叱急急摄”并已在召请天医下降时还要请颂：
太极笔判，二炁交并，日月光照，五星降临，三官下降，众神咸臻。
天华天医，疾速应灵，思神炼液，舌神正伦，气神引津，心神丹元。
道门认为通过这类召天医符咒就可以感应天界医神降临，祛邪缚魅，“疗治世间男妇小儿诸般内外疾病”。
道教医用符从外形结构上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一类是完全由文字组合而成的文字符。这类医用文字符由三个基本字体构成，即“以尚字为将，食字为兵，各字为先锋”。这—道教医用符文构造法的基本原则是运用了汉字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汉字六义规律，道书中称其为“六文”，与八体、六书合称为“八体六书六文”道门认为以尚字为将，食字为兵，各字为先锋，根据汉字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规律所书构出的符字，具有无比的神力，能斩除病魔，“施之百病，无不应手立愈”。文字病符在《太上祝由科》和《祝由医学十三科》诸书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道教医用符的第二大类是由各种曲折的线条构成的图案病符，在《祝由医学十三科》中，这类病符也有不少。《道藏》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治病符图。
道教医用符的第三大类是上述两类的混合型，即由文字和曲线图案组合构成的，这类医用符箓在道书文献中为数额多。采用“符水”“咒说”“祝文”等。历史上，每当社会上流行时疫时，道教医用符咒就成为道士医家截断时疫的一种手段，为民众所喜闻乐用。主要说来应该还是一种宗教信仰治疗和心理疗法。
大家是不是跟小七一样有个问题：心理疗法和心理暗示就那么牛，那么管用吗？喝符水安全吗？
听一位道长讲：正经画符的话……用的朱墨是用泡了白芷的白酒与药用朱砂混合炼制出来的，还要念敕朱砂咒。
与朱砂白芷相关的药方有出自《伤寒杂病论》的辰砂白芷散，主治伤寒盗汗，阴虚火动。白芷有镇痛祛风燥湿的效果。（看来还真是能治些病的）
而朱砂有1g的安全内服量……内用镇静安神，可用地西泮之类的便宜药物替代，外用杀菌和体表寄生虫等，可用多种消字、药字产品替代……
关于安全问题，道长说：烧成灰的符箓除了大量的碳，还会有残留的少量硫化汞、汞的氧化物，还有白芷有效成分因为燃烧而分解产生的物质……少量服用问题不大……
当然，早期道教在采用“符水”“咒说”“祝文”等宗教精神和心理疗法来治病的同时，还大量地应用了各种汤药、民间验方及针刺、熨烙等疗法。这恐怕也是五斗米道、太平道在东汉末瘟疫等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时能广治百病，使“百姓信向”，纷纷入道“竞共事之”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太平经》诸多这方面的记载，如“灸刺诀”就详细记录并讨论了当时民间医术中常用的“灸刺疗法”：
灸刺者，所以调安三百六十脉，通阴阳之气而除害者也……日一脉持事，应四时五行而动……有疚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故当治之。灸者，大阳之精，公正之明也，所以察奸除恶害也。针者，少阴之精也，太白之光，所以用羲斩伐也。治百中百，治十中十……治十中九失一，与阴脉相应，精为其驱使，治十中八，人道书也，人意为其使；过此而下，不可以治疾也，反惑伤神。
人有小有大，尺寸不同，度数同等，常以窞大分理乃应也。道书古今积众，所言各异，名为乱脉也，阴脉不调，反治阴脉，使人被咎，贼伤良民，使人不寿。脉乃与天地万物相应，随气而起，周者反始。故得其数者，因以养性。
古者圣贤，坐居清净处。自相持脉，视其往来度数，至不便以知四时五行得失。因反知其身衰盛，此所以安国养身全形者也，可不慎乎哉！”
以上三段经文首先阐明了“灸刺”可以调脉通气，是一种很重要的疗法；强调脉与天地万物相应，随气而起．但有病则不应，故需用灸刺调安人体三百六十脉来治病；还进一步分析了人有大小、尺寸不同，因而“灸刺”取穴，不能默守陈规，必须因人、因时而异，颇符传统脉学“子午流注”等思想；最后，明确指出“灸刺”的关健在于正确诊脉，把握病因，准确取穴。这样方能“察奸除恶”，做到“养身全形”。
《太平经》中还有运用动、植物药物、方剂来治疗疾病的记载：
草木有德有道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谓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
生物行精，谓飞步禽各跂行之属，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药在其身中……十十治愈者，天神方在其身中；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药在其身中。此三者，为天地中和阴阳行方，名为治疾使者。……得而十十百百而治愈者，帝王上皇神方也；十九治愈者，王侯之神方也；十八治愈者，大臣白衣至德处士之神方也；各有所为出，以此侯之，万不失一也。
李雪健饰演的道长
早期道教在以医传教、济世活人过程中，已经普遍使用草木和禽兽等动、植物药物为人治病，而且也意识到各种药物包括单味药和配伍方剂的药效有高有低，并分别冠以帝王、大臣、人民或天神、地精、人精和立愈方、一日方、二日方、三日方或帝王帝、王侯方、大臣方来区分，标明这两类药物或方剂疗效高低。此外，《太平经》许多经文中都反复强调治病用药“是乃救死生之术，不可不审详”，说明早期道教在借医弘道过程中处方用药十分审慎，表现出对病家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首开厂道教医学注重医德医风之先河。
早期道教采取以医传教、借医弘道的立宗创教模式，在宗教实践活动中获得巨大成功。这种创教模式的成功，不但说明了道教与中国传统医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龙也从一个侧面衬托出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实用主义价值倾向，这种实用主义的宗教信仰特色在道教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也是道教方术发达，所内蕴的医药及天文、地理等科技合量一直高居其它宗教之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早期五斗米道、太平道以医教的特点在魏晋时期流传的几个小道派如李家道、杜子恭道、清水道中也有所反映。
葛洪作为—名道医，其对传统医学的融摄与创获不仅体现在他的医学思想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其具体的医学成就上。尤其是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葛洪取得了许多堪称世界一流的成果。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对伤寒、痢疾、时行、时气（流行性传染病）、瘟疫、疫疠（急性传染病）、以及狂犬咬人（狂犬病）、骨蒸尸注（结核病）、丹毒病、沙虱病、马鼻疽、食物中毒等疾病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医学创见。
葛洪对天花的流行及发病症状的认识，是世界医学史亡公认的对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及治疗方法的最早记载，它比阿拉伯医生雷撤斯对天花的描述早了五百年，在医学史上弥足珍贵。关于结核性传染病肺结核，葛洪已认识到这类病有极强的传染性，并称为“尸注”或“鬼注”。他明确指出患肺痨病的人“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因此告诫人们一旦患上此疾，应当及时隔离治疗。后世道教医家普遍重视对这类“尸注”“鬼注”病的治疗，由此也创制了不少疗治尸注鬼注方。
葛洪关于沙虱病（此病也叫“盖虫病”，是远东地区特有的一种地方性传染病）的认识也比日本的同类记载早了一千多年，在世界医学史上处于迢迢领先的地位。年，日本学者经过深入研究证实，正是葛洪所描述的这种沙虱的幼虫——红志蝴将寄生体内的病原体——东方立克次氏注入人体，从而引起了这种急性传染病。
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国集中了以中医为主的研究人员意图攻克疟疾，这是一项有战略意义并且造福全人类的科研项目。他们从古代医学文献中筛选了大量治疟方，也包括葛洪《肘后备急方》所传治疟方；但是，研究人员按常规加热法提取药物成分，发现临床疗效均不理想。
后来，研究人员从葛洪著述中得到启发，《肘后备急方》卷三“治寒热诸疟方”所载：“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他们从“绞取汁”一句话中发现了，古人用鲜药治病的玄机；因而，采用了提取药物成分的新方法，即运用低温方法而提取青蒿素成功，终于研制出比传统治疟良药奎宁更为有效的抗疟药物青蒿素。时隔四十多年，当年功臣之一中国中医研究院屠呦呦研究员于年获得拉斯克医学奖临床医学研究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该奖的大陆科学家。
“即身以治世宁”的道教“医世”说
翻检史册，每当社会瘟疫爆发，道教人士都积极参与救治，或是画符施咒、或是祈福禳灾，安抚人心，更是以医学的方式来防治瘟疫，留下了丰富的瘟疫防治文献，总结了较为合理的瘟疫认识，形成了较独到的瘟疫防治方法体系，为我国历史上的瘟疫防治作出了贡献。
道教医学作为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以治疗未病为特色，并且从其独特的生命观、疾病观出发，发展出富有实践意义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并传承至今。因此，继承和发扬道教医学的精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限于历史和认知、科技发展水平，道教医学的内容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研究道教医学，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理性分析的眼光，摒弃其糟粕，吸收其中有现代价值和意义的部分，古为今用，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葛洪
道教之教义，本不限于出世，而是以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和光同尘，随方设教，济世利人、服务社会人群历来是道教中人的优良传统。耸立在道教名山武当山的“治世玄岳”牌坊，是历史上道教助力社会治理的一个典型写照。“治世玄岳”为明朝嘉靖皇帝御笔所题，为古代武当山山门“玄岳门”石坊的俗称。嘉靖皇帝以“治世玄岳”昭示统治者以崇奉玄武的武当道教精神来治理天下。从早期汉代的《太平经》到清代闵一得所辑《古书隐楼藏书》，道教治世思想从早期救世说演进为“即身以治世”的医世说，并明确打出“医世为宗”的旗号，其所内含的纠治与调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之身心内外关系的理身治世“道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
医世说系统阐发于清代闵一得所辑《古书隐楼藏书》中，其实质是明清之际三教合一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医世说的旨要在于“即身以治世宁”，即通过内炼外养，培养真元，先治其身，次治其心，“内则用以治身，外则用以治世。”达到“天都泰安”之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夷安靖”之社会有序稳定，“闾阎富庶”之民富国强的目标。
道法自然的行为原则，天人和谐的生态智慧，虚静恬淡、抱朴守真的精神境界，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的伦理精神，重人贵生、性命双修的养生思想，净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和谐有序和可持续发展，在今天，道教医世思想中所透射出的人文关怀、社会政治和生态伦理精神，仍有现代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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