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砂简史
丹砂因其颜色常呈红色，又名朱砂。我国开采和使用丹砂在世界上是最早的、也是最具开创性的。
图1
丹砂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如距今年左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就有多处发现彩绘灰陶瓮口部的红色，经研究确定是丹砂；距今年左右的河姆渡村遗址发现的漆碗，器壁外均有一层薄薄的红色涂料，是丹砂；距今年左右的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中，不仅有丹砂绘制的彩陶片，而且玉器、铜器都裹在丹砂里；距今约年左右的广西花山岩岩画（图1），所用红色为丹砂；殷墟五号墓出土了研磨丹砂的工具及用丹砂涂抹过的甲骨文刻字；秦始皇兵马俑及汉代彩绘陶（图2）的红色都是丹砂。作为经久不变色的矿物颜料，从陶延伸到中国国画，红色历来大都使用丹砂。
图2
丹砂是用途很广的一味中药材。《本草纲目》载：“朱砂，原名丹砂，为本经上品”，《药性解》曰：“丹砂，味甘，生者微寒，无毒；炼者大熟，微毒。主镇心安神，通血脉，益气明目，除烦闷，止消渴，疗百病，杀精祟鬼邪，祛疥癣虫症。”据现代临床实践证明，朱砂有安神解毒的功效，可内服、外用。
在道教文化里，朱砂是极具仙灵之气的神物，常用来驱鬼、画符、开光、炼丹，认为其能辟邪消灾、斩妖除魔、提升仙灵之气。因此除了王侯以之炼丹“饵服”以求长生不老，而且死后在墓葬的棺下大量放置朱砂，有的甚至厚达数十厘米。如山东长清仙人台遗址中，就有六座周代贵族墓均在棺底铺撒约2厘米多厚的朱砂，可见这种葬俗出现的久远。
图3
在佛教文化里，朱砂常被做成佛珠、念珠，用以礼佛念经时用，是信佛之人必备的吉祥物。至使朱砂珠串、佩饰在民间极受欢迎，千余年常盛不衰（图3）。从数千年前的方士起，就把朱砂那鲜艳的红色与生命和灵魂联系在一起，成了中华文化与审美的一个独特现象。
秦始皇重视丹砂开采
贵州东北部（即铜仁地区）与湖南西北部（即湘西地区）是我国乃至世界丹砂储量最大和使用最早的地区，其闻名于世还得从秦始皇的“资源战略”谈起。
秦统一中国后除了修万里长城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同时从都城修一条直达今内蒙的“直道”，以取得良马；在今云贵乌蒙山区修“五尺道”，以取得乌蒙山东麓的铜与乌蒙山西麓的锡铅。之前，秦始皇表彰“巴寡妇清”封其为“贞妇”，并为她修筑“女怀清台”，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为表彰女子而筑台纪念，是秦始皇的独创，此后罕有类似案例，秦始皇生前对女性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仅此一例，目的主要是获取丹砂和水银。
秦始皇兵马俑等大量陪葬坑内器物、动物、人俑需大量朱砂彩绘；秦始皇陵墓中以水银为江河，据考证不低于多吨；秦始皇迷信长生不老，常有众多方士以“灵砂”（即朱砂）为其炼“丹”，仅从这几例就足见秦始皇对丹砂的重视与追求。
巴国东南部是春秋战国时期丹砂的主要产地，不少文献也证明了古代巴地盛产丹砂的事实，是当时距关中平原最近的丹砂主产地，历史上多有向中原王朝纳贡丹砂的传统与记录，故此时丹砂名曰“巴砂”。宋代以后，因地靠北宋都城开封与南宋都城南京较近的关系，丹砂主要产销市场东移到辰州（今湖南沅陵），丹砂才称为“辰砂”。
据考证，当时巴清家所在地枳县（包括今长寿、涪陵、武隆、南川、彭水、垫江、綦江、黔江等地），全县人口约计5万人，而巴清家从业的就有万余人，她的企业不会仅在一县之内。土家族是巴人的后裔，现今土家族聚居的湖南湘西地区与贵州铜仁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应是巴国（或巴势力影响控制）的东南缘。贵州桐梓、务川、思南、德江等地的丹砂开发与利用，与巴清企业的扩张与繁荣相依相承，与秦始皇重视与表彰巴寡妇清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
丹砂与鎏金器
丹砂还应用于另一项实用技术——鎏金，这是中国独创且流通到西亚、南亚及东南亚的重要“方术”。
早在商周时期，“炼丹术”就将丹砂加热脱硫分解而得水银，称之为“汞”。之后将金和水银混合加热形成糊状“金汞剂”，将其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均匀附着在铜器表面而不脱。鎏金工艺始于春秋战国，到了汉代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先在青铜器上铸制或雕刻花纹，再交错鎏以金、银，华贵璀璨，经久不褪，此类金碧辉煌的铜器深得当时王侯富室的喜爱与追求。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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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西汉出土的长信宫灯（图4），就是汉代鎏金铜器的典形代表。隋唐时期鎏金技艺精益求精，广泛用于宫殿、寺庙、塔台及佛像等的装饰上，如唐代的鎏金舞马衔杯银壶（图5），精致秀雅而又实用。宋代鎏金造诣更高，并且将其传至日本。明清时期鎏金工艺仍然普遍运用。
关于金汞剂的记载，最初见于东汉炼丹家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而关于鎏金术的记载，最早见于梁代，《本草纲目·水银条》引梁代陶弘景的话说：水银“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这个记载比鎏金器物的出现晚了约八个世纪。至于明清广为流传的金铜佛像（图6），在东汉末年始见于记载，在佛教初传期多被称为金人。
图10
图10附1
图10附2
在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古埃及盛产黄金，其次是两河流域与古印度，古代中国相对较为缺乏黄金，但中国创造并广为使用鎏金术，便大大降低了黄金的使用量。在制备“金汞剂”时，黄金与水银重量比大约为3比8，而且涂刷金汞稠糊后，加热中水银蒸发，当时没有任何回收设备，水银蒸发就损失了，因此广泛使用鎏金器物以及宫廷、寺亩建筑鎏金构件，使用和消耗的水银数量很大。作为丹砂储量最大质量最优的贵州铜仁地区与湖南湘西地区，对这项传统工艺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史不绝书的。
世界文化是相互流通的，器成走天下，是从古至今不变的规律。中国独创的鎏金器，价廉物美，必然流向海外，如瓷器一样加入了古代丝绸之路的浩浩泓流。
由于史籍对此书之罕有，我们就以古代遗留下来的物质载体——鎏金器来补证这段历史。
唐代银胎金花神兽花卉四曲长杯（图10），在桂东北接通湘江与洛清江源头的运河“相思埭”水域一带发现，高4.2、杯口最大径17.3、最小径9.1厘米。金花长杯的造型为四曲海堂花形，杯口微敞，浅腹，杯壁微弧斜收，圈足（图10附1）。杯心一圈椭圆如意云纹与一圈椭圆绳纹围成一个开光，开光内一似犀似鹿的神兽趴伏在花叶丛中（图10附2），花型为錾刻折枝串花纹，折枝纹是唐代艺术作品中常用的纹样，一般有花头、花苞和叶子，形态大都比较写实。腹内壁两圈椭圆绳纹，杯口饰一圈三角叶纹。所有纹饰皆先錾刻，然后鎏金，银胎氧化呈灰黑色与金光灿灿的金花形成强烈对比，更显富丽堂皇、气韵高雅。
唐以前的中国传统器皿中，除汉晋时期的耳杯外，并不流行长形器皿，这种长杯是对波斯萨珊式银器的模仿和改造。在3至8世纪，伊朗高原流行一种长椭圆形、器壁呈多曲瓣状的杯子。因此时伊朗高原主要是波斯萨珊王朝统治，这种多曲长杯被视为萨珊王朝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萨珊多曲长杯多为八曲或十二曲，口沿和器身呈变化的曲线，宛如一朵开放的花朵。
据文献统计，萨珊与唐王朝通使达到了29次，官员及商人交往密切。萨珊式多曲长杯传到中国，经历一个由仿制到创新的演变，逐步脱离了萨珊长杯造型，日益本土化。9世纪后，多曲长杯以四曲最为多见，并且加高了器足，使器身更具稳定感。（图10）四曲长杯就是此时中国改造后的萨珊文化风格器物，重要的是它为银胎鎏金花，是当时波斯没有的器物，显然是欲销往波斯的途中受阻而遗留在内河航道附近。
图11
图11附1
图12
在洛清江流域还发现一件唐代银胎鎏金花胡瓶（图11）及一件唐代铜胎錾刻佛像鎏金军持（图12），都是西亚及南亚经水路传来岭南的。
胡瓶在波斯至整个中东地区都使用，16国时期传入我国，唐朝和波斯文化交流深远，受波斯文化影响非常突出。胡瓶在唐代史籍中多有提及，如唐王昌龄《从军行》诗：“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开秋月团”，唐代称中国之外的人，往往不辨其国籍，统称“胡人”、“胡商”，所用之物一概冠以“胡”字。（图11）胡瓶，高15、口径4.6、底径4.8厘米，侈口，细颈，鼓腹，喇叭形高足，最典型的是多达21层的鎏金纹饰，长颈与高足皆一圈圈的宽带鎏金弦纹，腹部錾刻鎏金折枝花卉为主题纹饰（图11附1），鎏金很薄、工艺粗糙，显然是鎏金术传至西亚，波斯人学而未成熟的产品。
军持也称净瓶，盛水器，是礼佛前的净手器皿，军持约在隋唐时期传入我国，唐代最为盛行。（图12）军持高10.7、腹径4.6厘米，细长嘴、细长颈、鼓腹、圈足，似从佛塔型衍化而来。通体鎏金，腹部满饰一周三层金纹饰，上、下层为莲瓣纹，中部前后对称两伽趺坐释迦牟尼像，两侧满饰站立众佛。鎏金薄而不匀，錾刻工艺粗糙，与上述胡瓶一样，学拟中国鎏金术还不成熟。
唐代西南地区南向入海的通道，除早在秦汉时期就成熟、繁荣的直达番禺（今广州）的牂牁江水路外，“唐贞观十三年（年）夏六月，渝州（今重庆）人侯弘仁开牂牁道，经西赵（今遵义至都匀一带）出邕州（今南宁），以通交(交州，今越南北部)桂(今桂林)”(《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因此这时西南出海水陆两路皆便利通达。唐时，长安、广州、（福建）泉州为当时国际贸易中心。早在汉代，张骞就认为，不管从西北还是北方草原出中国去中亚，都路途遥远，环境险恶，只有从蜀地经西南地区去印度到中亚，才既便捷又安全。所以广州及广西港历来是西南及中原外贸的主要通道。其盛况如《岭外代答·财计门》载：宋时“自蜀贩锦至钦（今广西钦州港），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其实钦州当地并不产香料，这些珍贵的奢侈品，都是由海外辗转输入的。一般一枚宋代铜钱重4克，一缗为0个铜钱，重约4公斤，千缗铜钱重4吨，数千缗，3为最低数，也就是12吨了。别说载货，就是单载钱就不是人马长途跋涉所能做得到的，大宗货物必然以通海内河航道为首选。
黔东北丹砂，作为宫廷、王侯、民间需量极大的多用途重要矿产，其矿区也正当西南出海的重要道路上，因此所产丹砂及其加工衍生的各类产品，一直都在水陆丝绸之路外贸中抒写着自己华丽的篇章。
（本文刊载于年第５期《藏天下》杂志）
文罗安鹄
编辑袁泽友
视觉胡蕊
编审黄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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